理学的变节

日本儒者主张的国学，是在儒教的基础上来发展日本国学，没有将它们对立起来，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政治导向，便是将儒教日本化、国学化，使日本成为“新中国”。这方面有两个代表人物，一是山鹿素行，把儒教转化为日本武士道，另一为德川光圀，以儒教重构日本历史。

素行48岁时著《中朝事实》，表明他的“中国心”。本书要点，就是“本朝中国”说，他的“中国”，并非华夏中国，而是以日本为中心的“神之国”，而华夏，则被他称为“支那”。他在书中，以日本为“本朝”，支那为“外朝”。

他说，“本朝”方兴，“正当天之正道”，不光神道在日本，连圣道——周孔之教也在日本，他在书中指出，就应该由日本来“得地之中国”，因为“支那”在天道方面本来就缺了神道，现在连圣道也不保，只剩下“朱子学”了，而且“朱子学”还掌握在夷狄——满人的手里，已无道可言了。

清兵入关时，中国学者讲气节，他们或怒发冲冠，慷慨赴死；或削发为僧，悲苦终生。可“朱子学”似乎没有什么气节可言，与新的统治者结盟了，被夷狄拿来照样统治中国。学者不妨去当烈士，而学术依然可以媚世。

亡国之后，那些平日里道貌的学者们，连寡妇守节的志气也没有，像妓女接客一样，自问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。而为国捐了躯的学者，抱着理学的教条去当了烈士，他们抛头颅洒热血，可结果呢？头颅白抛了，热血白洒了，理学竟然摇身一变，头上的士人方巾变成了顶戴花翎，还是御用之学，还以那样一副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嘴脸，君临天下。

而那些殉了理学的学者们，血的教训，使他们对理学产生了怀疑，他们怀疑理学以理杀人，怀疑理学是伪学。因此，他们从理学走出来。一条腿走实证的路，走向经世致用；另一条腿走向儒学原典，深入考据之学。结果，他们认为，凭实证，则理学“空”，因考据，则理学“伪”。

明末以来，中国思潮的演变，素行是清楚的，虽然身在日本，但他似乎耳闻目睹了明末思潮变迁的这一过程，他对“朱子学”的反思，放大了看，也算是东亚明末思潮的一部分。

而明末思潮，是由明朝的遗民带到日本的。明遗民中，最有名的是朱舜水。明朝亡了，原因很多，作为学者，舜水从学术上找原因，找到理学头上，说宋儒辨析毫厘，却不曾做得一事，用不能做事的学问来治理国家，当然要亡国了。这对于日本幕府倡导“朱子学”，无疑是一个提醒。

舜水被幕府聘为宾师，来江户讲学时，素行向他请教过。“亡国之学哀以思”，其“哀以思”，不仅打动了易感“物哀”的日本人的心，还为日本学术指引了走出理学樊篱的门径。他确实影响了素行，把明朝亡了、“中国”没亡的思想，带到日本来了，欲使当时日本成为中国复兴运动基地。

孔孟之道非孔孟

受此启发，素行转头一想，干脆就把日本当作“中国”了。他说，日本不仅“当天之正道”，有天皇神道、周孔圣道，而且“得地之中国”，惟有日本国土，乃为当然之“中国”。

我们来看他如何用“中国”来赞美日本：我“中国”呀，水土卓尔于万邦，人物精秀于八纮，故神明之洋洋，圣治之绵绵，焕乎文物，赫乎武德，以可比天壤也。其北侧高山，南窥大海，中有平原，河海畅通，而有漕运之利，全“中国”有如一家，外无敌国，故无必要像“支那”那样设长城而防夷狄，也因此而不可能为夷狄所征服，而且物产之华美，亦堪称为“中华”。

然而外朝“支那”已经“华夷变态”，又怎能称之为“中国”呢？光是王朝内乱交替，就有30次，况且，还有几次周围夷狄入主而为王者，至于臣下起而弑君者更是无计其数了。唯我“中国”，自开国以来，直至今日，神代皇统从未变过，弑天皇之叛逆者无几，而入侵之事，则不可能有。更何况，当下的“支那”，已经亡于夷狄，日本应该责无旁贷，挑起“中国”的担子，去征韩，去占领满洲，去逐鹿中原。如此“中国心”，方为武士魂！

这样的宏图远略，启迪了明治时代，打开了一个海岛帝国的想象力，明治君臣以此为蓝本，制定国策，并一步步展开帝国的战略行动，将武士道弘扬极致。

与素行同时，另有一位儒学者山崎暗斋，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，在《先哲丛谈》中，他这样问弟子：若彼邦以孔子为大将，孟子为副将，率数万骑来攻我邦，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，如之何？弟子皆不能答，他说：不幸若逢此厄，则吾党身披坚，手执锐，与之一战，擒孔孟以报国恩，此即孔孟之道也。

这样，他就将孔孟本人同孔孟之道区分开来，孔孟之道，是普世性的，而孔孟本人，则有民族性和国家性。在民族性的层面上，孔孟为异族；在国家性的立场上，孔孟为敌国。因此，可以孔孟之道来对付孔孟本人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。

经此一问一答，崎门儒者顿悟，弟子浅见絅斋继以《春秋》例示，曰：吾国知《春秋》之道，则吾国即主也。以吾国为主，成天下大一统，此即孔子本意，他认为，孔子若生在日本，也会以日本为主，确立《春秋》之旨。不知此而读唐书，读了就以夷狄自居，这就有悖于孔子“春秋大义”，此非《春秋》害儒者，系不能善读《春秋》者害《春秋》也。

这样一说，就将“《春秋》之旨”从大唐中国剥离，成为普世价值，而放诸四海，故其所谓“《春秋》之旨”，亦即以“吾国”为主体，从根本上确立“吾国”的主体性——神道。

如此“神儒习合”，使儒教神道化，其影响反而不及素行儒教武士道，因其专注于国体论，局限于神儒之间，从思想到思想，以观念论观念，没能像素行那样，用儒教装备了一个社会阶层——武士，为武士阶层提供了一整套思想观念——武士道。

《大日本史》的幽灵

如果说舜水对素行的影响，是不期而遇，是一见相知，那么他对德川光圀的影响，则是居师尊之位，言传身教之，故其影响更为深远；如果说素行的儒教武士道，有无舜水影响都会形成，那么德川光圀的水户学派，则在其直接影响下形成，尤其该学派撰著《大日本史》，可以视为浙东史学在日本的经世致用。

《大日本史》是一部中国化的纪传体史书，用儒教圣人观来写日本历史，使日本历史儒教化，故以汉文撰写。何以日本历史要用汉文来写？有人这样问。我们认为，这就是水户学派以中国自居了。

因为德川光圀认为，明清易代，中国已然亡于夷狄，作为日本总应该做点什么。宋元之际，日本曾经抗元，但那是元军渡海而来，击之有如神助。可明清之际，清军并未渡海来攻，如何抗清？虽有反清义士前来乞师，如黄宗羲、朱舜水等，吁请出兵救汉，但均被其拒绝，秀吉征韩失败，已有覆辙，故不可能。

若乞师成功那又如何？会不会成为吴三桂第二？还真不好说。总之，我们应该感谢历史，因为历史爱惜贤者，没让他们去干吴三桂那样的脏活。天命自有安排，安排黄宗羲在龙虎山中创建中国式的民主学说，安排朱舜水在日本再造文化中国。

在《大日本史》里，从表面看，日本以“中国”自居，破天荒将代表王朝中国的满清政权贬为藩国，看似日本胜利了，最起码，是一种以历史的方式所表达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胜利，但实质上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以朱子、阳明和朱舜水为代表的文化中国，征服了日本，是日本千年修行唐化得以完成的一个成果。《大日本史》以日本为中国，满清为藩国，这样的历史定位，让舜水从坟墓里出来，他也不会反对。他与满清不共戴天，满清不灭，他誓死不归，有关民族气节，他决不妥协。因此，满清非中国，这样的看法，是他与弟子德川光圀的共识，当然，也可以说是他传授或潜移默化所致。

他本非王朝中人，明朝曾经多次聘其入仕，都被他拒绝，若无国难，若非救国，他何至于投身南明小王朝？可他一旦投入，便义无反顾，不但身入，而且魂入，孤身一人，乞师东洋，海天茫茫，但求复国，不作他想，漂泊长崎，流落倭壤，幸遇光圀，复国无期，便在他乡，再造一华邦。如此投入，使他不但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的先驱，还以其中华士人风骨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日本武士道的榜样。

他虽未参与《大日本史》的编纂，但一个幽灵，一个朱舜水的幽灵，却通过光圀与安积觉等人的史笔，在《大日本史》里徘徊，在水户学里徘徊，从江户时代徘徊到明治时代。

该史，在德川光圀主编期间，仅完成了本纪和列传部分，他去世后，由他的属下，也是舜水弟子的安积觉，继任主编，在第三代藩主德川纲条手上完成，并命名为《大日本史》。

此后，幕府又不断修撰，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，前后花了约250年时间，历述了自神武天皇即位以至于南北朝的日本历史，书中，本纪有73卷，列传170卷，志126卷，表28卷，共计有397卷，另有目录5五卷。

江户时代，日本唐化完成。明治时代，西化又开始，舜水对日本的影响，通过《大日本史》的编纂过程，从江户时代进入明治时代，不仅有助于唐化的完成——从大化改新到以中国自居，而且为西化到来做准备——从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。

历史的吊诡在于，《大日本史》本是用儒教史观为德川幕府正统性的确立提供的一部奠基之作，是一部基于春秋大义的“尊王攘夷”的历史教科书，而结果却是，德川光圀因此一书，反倒在后来兴起的“大政奉还”中成为了倒幕运动的政治教父。

这便是如黑格尔所说的“理性的狡计”，如老子所言“反者道之动”了。当其开国时，国家思想新鲜出炉，为其立国奠定理性的基础，当其末时，国家气数已尽，被儒教反噬。

儒教有反骨，在中国，表现为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的圣人革命，表现为复古主义的颂古非今，以礼乐文明的标准和中庸之道的立场，对治国理政采取“谏”的现实主义的批判方式。这样适度的反骨，是一个正常的儒教国家应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，应该说，德川幕府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，赶超同一时期的大清朝，用儒教的胜利来以中国自居了。

虽说在近代化方面，德川幕府和大清朝同属失败的国家，但失败的分量及其影响之于日本和中国，却不可同日而语。日本由于儒教武士道的反骨作用，及时止损了国家的失败。而大清朝则由于儒教反骨的式微而苟延，本当终结于19世纪的一代王朝，却赖活到了20世纪，耗尽了中华国力，延误了中国国运。

儒教反骨之于清朝，一受制于剃发的满奴衣冠，二受挫于文字狱留下的专制病根，致士人尽萎靡，磕头而已。理学的刚勇呢？不见了；心学的异端呢？消失了；还有原始儒教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血性呢？也因鞑虏而流亡，它们都去哪儿了？去了江户时代的日本，被德川幕府收留了。

这一切，都被山鹿素行纳入儒教武士道，造就日本国学，被德川光圀纳入《大日本史》，用来确立日本国体。这当然是儒教在日本的胜利，在日本的进取，飞鸟、奈良时代，日本之于儒教仅以之建制，非以之立国。而江户时代，为在日本缔造“新中国”，能使日本以“中国”自居，而采取以儒教立国的国决。

日本儒者执念于“中国”，敬仰之，礼赞之，曾一度放弃本国立场，而全盘儒化，其中，多少带有“兴灭国，继绝学”的意思，故其所言“中国”与入主中原的大清朝无关，而是要以“中国”为己任，这就要求日本人在思想上完成华夷转换。

浅见纲斋在《中国辨》一书中提到，中国儒书称日本为夷狄的习惯，由来已久，影响至深，以至于凡读儒书者，均以唐朝为中国，而自叹“吾生在夷狄”，他认为此乃可悲之事。根据儒教原则，内外有别，他指出：盖生于某国，就当以某国为主，以他国为客。中国称他国为夷狄，即以唐朝为内，他国为外，若以日本为内，那么内外宾主一分，日本当然也可以为主，为中国，而以他国为客，为夷狄，不论对谁，都是此理。

这种从日本出发的华夷之辨，基于国家的自然属性，只能说是国家认同的底线。但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，还要立足高端，在文化上与大唐分高低、争长短。而浅见纲斋的“内外”说，只是将“中国”与日本扯平，于孰优孰劣，尚未分明。以此，又有《华夷变态》一书问世，其中提到，明末清初，有反清人士赴日乞援时，就曾言及中国“华夷变态”，当以日本为“中国”。

明清易代，是否真的导致了中国“华夷变态”？对此问题，我们可以另当别论。但此一事件，对于日本来说，却是一个历史的契机，趁此机会，日本国决，就能以“中国”自居。可这还是机会主义，未能证明其固有的文化优越性究竟在哪里。

于是，山鹿素行出来发言，他将中国分为“本朝中国”与“外朝支那”，言及国土、国族、国体，强调“本朝中国”——日本文化优越性，他说，本朝中国“水土卓尔于万邦”，这样一说，就将岛国自卑一扫而光，虽然四面是海，却非孤悬，而是神佑天启，得此天堑，做了国家安全的天然保障。不像“外朝支那”，被四夷包围，四面受敌，防不胜防，尊王攘夷，攘不胜攘。行中道而成中国，然外朝已失中道，故“大明”不“大”，日本“大”，“中国”不“中”，日本“中”，君臣一纲，外朝已失，而本朝永存，故“大”、“中”二字，当属日本。

儒教的反骨

在儒教方面，日本优于大清朝从江户时代就已开始了。面对西方列强，同样是失败，大清朝的失败，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德川幕府的失败，则如涅槃，而有明治维新。

日本近代化能反败为胜，有两方面的原因，一是发扬了民族精神的动能，另一则是坚持了国家神话的根本。

在明治人的精神结构中，儒教的反骨，是其中的一个硬核，其影响于幕末志士如吉田松阴等，尤以心学为巨。阳明学中，本有以心学为兵学、以心法为兵法的启示，阳明本人即为此典型，受此启发，山鹿素行以儒学与兵学相结合，吉田松阴等人受学于素行，面对西学亦以心学回应。

思想的偏激，在日本表现为一种美学的风格，叫做“倾”，日本人讨厌四平八稳。思想上，不那么追求岸然，朱子理学之于国家观念，虽受推崇，且为正统，但它却难以让日本人动“心”，而心学的异端一出，便冲决网罗，令日本人“倾心”。

日本人对于阳明学的反应，一开始就是泰州学派式的，表现为“倾”，一往无前，向着狂与死的美学“倾心”。可惜的是，江户时代日本人只知王阳明，不知何心隐，但他们却见识了一位像何心隐那样的人，那就是朱舜水。

心学的狂气里，有禅狂和墨狂。当年，朱熹批评陆九渊，就说过“江西之学都是禅”，一句“吾心即是宇宙”，那口气同马祖说的“即心是佛”何其相似？当其诗曰“举头天外望，无我这般人”时，那自居于南辰北斗间的姿态也就难免禅狂嫌疑了。

禅狂，宜于“知”，能发飙自由之思想，突破传统理障，从传习的尘封中，拨见新知的太阳，开启“知”的天堂。但禅狂之于“行”，可以作为行为艺术，却不宜于从事社会实践，所以，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很重要，禅狂之“知”，如星星之火，必须与实学相结合，转化为实行，才能燎原起来。

在中国，没有哪一种学问能比墨学更可称为“实学”，没有哪一种人为比墨者更能“实行”，故启蒙运动的禅狂之“知”，当与墨狂之“行”合一，以社会实践的“实业”来“落实”。

何心隐、朱舜水都是这样的墨狂之人，如果说，中国学问中，对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学问为阳明学，那么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中国人中，对日本近世影响最大的人就莫过于朱舜水了。

舜水以墨狂之行，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，乞师日本未果，却与德川光圀相知，遂于日本“落实”其“实学”和“实业”，因此，我们不但能于德川光圀所撰《大日本史》可见其“实行”，还能从山鹿素行那里，看到以其人格为标准的儒教武士道人设。

舜水在日本，其影响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，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，不但触及两代日本武士魂，成就明治维新，而且重启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反清救亡运动，再造“我以我血见轩辕”的中华士人魂。如其所愿，累积二百余年。他那含恨不死的幽灵，终于等到了另一位墨狂——孙中山的来临，使“反革命”的日本，成为了排满革命的大本营。

如同舜水之于德川光圀，孙在日本也不乏追随者，宫崎滔天就是其中一位，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经历，写了一本书，名为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，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。其个性，颇似中江兆民在《三醉人经纶问答》中的“豪杰君”，具有儒教武士的“反骨”，他在孙中山身上，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。

在他看来，孙的革命纲领，符合明治时代精神——“尊王攘夷”，也符合自由民权运动纲领——“建立民国”，他投身中国革命，如拜伦之于希腊，两百多年前，德川光圀等人想做而不能做、也不敢做的，他做了，因为德川光圀代表的是国家主义，而他采取的是民间立场。可怜孙中山本人，为了诞生在战火纷飞中的摇篮里的“中华民国”，也像朱舜水那样“乞师日本未果”。

（作者近著《文化的江山》1-8卷，中信出版社）